一九七七年的夏天，北半球的季风携带着充沛的水汽，准时覆盖了亚洲大陆的东部与中部。西京市的天空呈现出一种被高温炙烤后的蔚蓝色，偶尔有几朵庞大的积雨云在远处的秦岭上空堆积，酝酿着傍晚的雷阵雨。
这座城市的运转节奏，一直是由高耸的烟囱、重载列车的汽笛和工厂按时拉响的电铃所主导的。但在这个夏天，如果仔细聆听，在那些沉闷的机械轰鸣声之间，开始夹杂进了一些高频的、富有节奏感的全新声响。
城西，华夏第七无线电联合制造厂。
这座庞大的工厂曾经承担着为战略轰炸机和核潜艇生产精密雷达电子管的绝密任务。而现在，随着微电子技术的进步和高层战略的转向，工厂超过一半的车间被划拨出来，用于生产满足国民日益增长消费需求的民用电子产品。
三号总装车间内，空调系统将室内温度恒定在二十四摄氏度。几条长达百米的自动传送带在匀速运转。
这并不是在组装早期的那种单声道砖头收音机。
传送带上正在成型的，是大西北轻工业技术下放的最新结晶——黄河牌双卡收音录音机。
在车间前端的注塑区，大型液压注塑机发出规律的排气声。高温熔融的abs工程塑料被高压注入精密模具，十几秒后，带有复杂卡槽和按键孔位的银灰色外壳便被倒模出来。
随后，这些外壳进入组装线。
女工们穿着防静电服，动作麻利地将一块块印制电路板卡入外壳的导轨中。这些电路板上，密密麻麻地焊接了上百个硅晶体管和早期的小规模集成电路块。
“注意磁头的对齐公差。”车间主任拿着游标卡尺，在工位间巡视。
录音机的核心在于电磁转换。双卡座的设计，意味着这台机器拥有两个独立的磁带运转机构。一个用于播放，另一个可以进行同步的翻录。
装配台上，技术员小心翼翼地拿起一个体积不到大拇指指甲盖大小的金属元件。 这是高频录放磁头。它的内部是由高导磁率的坡莫合金层叠而成的微小铁芯，铁芯上缠绕着极细的漆包铜线。在铁芯的前端，留有一条宽度仅为几微米的工作缝隙。 在组装过程中，这个微米的缝隙必须与磁带的运行轨迹保持绝对的垂直。如果存在哪怕半度的倾斜，在读取磁带上的剩磁信号时，高频部分的电磁感应就会严重衰减，导致放出的声音沉闷不清。 技术员使用专用的光学对准仪，调整磁头底座的弹簧螺丝，直到光标完全重合。随后滴入一滴特种厌氧胶，将磁头的三维坐标死死锁定。
一台成品双卡录音机的重量达到了五公斤，它配备了四个大功率扬声器，不仅可以通过内部电池供电，还自带了折叠式的提手。这不再是一个固定在客厅桌子上的摆设，而是一个可以被提在手里、随时随地输出高分贝音频信号的移动声学发生器。
下午六点，下班的电铃声准时响起。
第七无线电厂的大门敞开，成千上万名穿着蓝色或灰色工装的工人骑着自行车涌出厂区，汇入城市的主干道。
五十五岁的老王是厂里八级钳工，他在机加工车间负责维护那些精密的数控模具。他骑着一辆半旧的“飞鸽”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下班前在厂门口副食店买的两斤新鲜排骨和一把水灵的空心菜。
回到位于红星第五工人新村的家里，妻子已经把米饭蒸上了。
“今天发了高温津贴，买了点排骨。”老王把网兜递给妻子，自己在洗脸盆前用肥皂用力搓洗着手上残留的机油。
“儿子还没回来？”老王擦干手，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
“还没呢，说是学校里有什么社团活动，要晚点。”妻子系上围裙，端着排骨进了厨房，很快，菜刀剁在砧板上的声音和热油爆锅的刺啦声传了出来。
这个两居室的屋子，陈设简单但实用。靠墙摆放着一台“昆仑”牌冰箱，客厅正中央的五斗橱上，供奉般地放着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在七十年代末的华夏普通工人家庭中，已经算是标准的配置。
老王坐在木制沙发上，习惯性地拧开了旁边的一台老式木壳电子管收音机。
经过短暂的预热，扬声器里传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那字正腔圆、铿锵有力的声音：
“……今日，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二座百万吨级大型乙烯生产装置在北方化工基地顺利投产并网。该装置的运行，将进一步巩固我国在合成纤维和特种工程塑料领域的原材料保障……”
老王闭着眼睛，靠在沙发背上，听着这些关于产能突破的宏大数据，心里感到一种踏实。他大半辈子都在和钢铁打交道，在他的认知体系里，国家的强盛就等于高炉里流出的铁水吨数和化工厂里合成的化肥重量。
半个小时后，防盗门发出钥匙转动的声音。
老王的儿子，二十一岁的王磊推门走了进来。
王磊是西京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大三学生。他一进门，带进来的不仅是外面的热气，还有一种与这个家庭严肃氛围格格不入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